封面是柬埔寨乐队Baksei Cham Krong远离心爱的人：柬埔寨音乐之旅
Away From Beloved Lover: A Musical Journey Through Cambodia
作者：迪·佩约克（Dee Peyok）
译者：陈荣钢
来源：这是今年出版的一本音乐民族志（Granta，2023），作者迪·佩约克走遍柬埔寨，拼凑出这个国家的故事及其音乐的黄金时代。她在不同的地方采访了幸存的超级巨星和他们的亲属。本文是本书的第一章。
1962年，东南亚。在老挝，“针插行动”（Operation Pincushion）把山区部落的人变成了游击队。缅甸实行极权统治。菲律宾爆发了“斯通希尔丑闻”（The Stonehill scandal）。南越总统吴廷琰（Ngô Đình Diệm）正在安静地阅读乔治·华盛顿的传记，一枚500磅的炸弹从图书馆的天花板上掉了下来。在邻国柬埔寨，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Sangkum Reastr Niyum）在连续第三次选举中赢得了所有席位。这时，该党已经成立七年，自那时起，柬埔寨向独立过渡。这一过渡结束法国长达九十年的殖民统治，柬埔寨的“人民国王”西哈努克退位，他将进入政界，并更加贴近普通民众。20世纪60年代，在腐败、战争、殖民地崩溃和君主政体解体的背景下，东南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迎来了激烈的现代化进程。从建筑到文化，柬埔寨都在迅速变化。在这期间，摇滚乐在柬埔寨的音乐舞台上大放异彩，像野火一样“点燃”了邻近家庭的收音机，当权者在全国性报刊《柬埔寨日报》（La Dépêche du Cambodge）上大肆刊登读者不屑的来信，年轻人则在夜总会的地板上摩肩接踵，随着解放的声音甩动头发、扭动臀部。就在山姆·库克（Sam Cooke）和查比·切克（Chubby Checker）在美国“公告牌榜单”（Billboard charts）上崭露头角，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和“影子”乐队（The Shadows）以一首又一首的热门歌曲在英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时候，东南亚各地的音乐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当鲍勃·迪伦（Bob Dylan）愤怒高喊“犹大！”并走向电音时代时，泰国乡村音乐（Luk Thung）乡村音乐也在泰国本土走向电音时代，为后来仍然流行的泰国放克（Thai Funk）音乐铺平了道路。鲍勃·迪伦和泰国著名歌手斯隆·桑蒂（Sroeng Santi）的歌词可能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不同，但爱与欲望的普遍主题却占据了上风。毋庸置疑，东西方音乐在整个东南亚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最迷人的乐器、态度和表现主义的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车库女子组合Dara Puspita在印尼大放异彩，缅甸的Bo Hein则在自由爵士乐的边界上不断突破，在噪音音乐和可忍受噪音音乐的药物被合成之前就已初露端倪。CBC乐队（CBC Band）在越南前线大放异彩，罗齐亚·拉蒂夫和杰哈克尔乐队（Roziah Latiff & the Jayhawkers）横跨冲浪、异域风情和摇滚乐领域。罗兹亚丝丝入扣的嗓音吸引着新加坡的橡胶工人，他们在工作时将晶体管收音机绑在头上。当菲尔·斯派克特（Phil Spector）在西方创造他的“声墙”（wall of sound，一种音乐制作手法），东南亚也在为自己的“音乐巨轮”加油，一时间势不可挡。20世纪60和70年代，音乐在次大陆掀起波澜，表达了独立、反抗和对青春的赞美，这些音乐往往在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下被创作出来。许多艺术家最终在专制或极端主义政权、越南战争以及柬埔寨的内战和种族灭绝中受苦、受限或沉默。1962年标志着柬埔寨音乐的新曙光。嗡嗡作响的电火花顺着新领域的电缆一路向下。摇滚乐到来了。首都金边被誉为“东方珍珠”和“东方巴黎”，在这个王国，这时是一个繁荣、探索和流动的时代，一个发展和机遇的时代。一个摆脱了近九十年殖民统治的国家再次自由呼吸。柬埔寨迎来了独立的、也是第二个“黄金时代”。柬埔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第一批柬埔寨人——“高棉人”建造了宏伟的寺庙。从梵文文字、寺庙雕刻到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印度教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柬埔寨人最早创造的艺术形式中。本书中介绍的一些摇滚歌手提到，印度教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500年，最远可以到达扁担山脉（Dângêk Mountains）。我对此感到惊叹，我想不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现代英国音乐之间有什么精神或艺术上的可比性，也许除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乐队，说实在的，它们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崇敬感。更多音乐家还能追溯到 9 世纪至 15 世纪吴哥王朝时期的影响，那是柬埔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国王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宣布，高棉帝国从爪哇独立。高棉人的力量来自于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从中国到印度的陆地和沿海贸易路线，他们的帝国版图遍及现代柬埔寨乃至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然而，高棉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善于用石头雕刻出美丽的图案。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其他文明能如此凿刻这类艺术。这让他们精美的寺庙成为世界遗产。寺庙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如今，它们与过去一样是高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当今许多音乐家的文化灵感来源。柬埔寨人和游客都涌向该国最著名的寺庙群——吴哥窟，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场所。据说，吴哥窟的建造至少耗时三十年，所耗费的石头比埃及金字塔还要多。吴哥窟长廊的墙壁上雕刻着一千五百多个天神，寺庙也是柬埔寨国旗的标志。在学校和寺庙壁画之外，是一片口述历史胜过书面历史的土地。高棉谚语以文字和歌谣的形式世代相传，构成了这个国家的道德支柱。13世纪，吴哥帝国开始衰落，佛教中最古老、最保守的分支在高棉文化中牢牢扎根。在柬埔寨游历期间，我参加了几次个人和集体的佛教仪式，还参加了各种公路旅行，包括一次与柬埔寨音乐家的旅行，在那里我还目睹了万物有灵论的残余。最初的伐木者害怕招惹森林精灵的愤怒，会在森林中开辟一些小的精灵屋，向精灵供奉食物和住所。最初伐木者的小屋早已不复存在，但每逢佛教节日，经过路边的神龛时，迷信的行人都会停下车来供奉。柬埔寨坐落在泰国、越南和老挝之间，宗教习俗和文化特性随着几个世纪以来邻国的入侵和土地掠夺以及19世纪年代末的殖民化而起起伏伏、增强和削弱、转变和超越。古老的君主制（农民眼中的神权王朝）在法国帝国主义者手中沦为傀儡。虽然殖民者对柬埔寨人的自尊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本土艺术和音乐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下来。古典民乐从柬埔寨古老的音乐形式演变而来，它在这一切中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在不断发展。古典民乐的每一种风格在高棉社会中都有其地位和作用，其中许多音乐形式将古老的故事、神话和教义延续至今——从愉悦心灵的冥想音乐，到据说能让大象及其骑手齐步走的忧郁的仪式音乐。巴萨克剧院（又称“普拉苏拉马里特国家剧院”，柬埔寨前国家剧院）的符号冲突和歌剧唱腔为村民带来欢乐。僧侣和吟唱歌手萦绕在耳边喊着法号，帮助灵魂进入来世。鼓乐团的管乐和打击乐边唱边敲，祈求降雨。宫廷乐的锣声让皇宫管弦乐队的双簧管发出的哀鸣不绝于耳，皮影戏和衣着华丽的舞者也随着节奏舞动。如果你不去柬埔寨，直接从吴哥窟外饱受战争摧残的艺术家那里购买一张 CD，那么美国古典音乐厂牌“天体和声”（Celestial Harmonies）发行的《柬埔寨音乐》（The Music Of Cambodia）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由制作人大卫·帕森斯（David Parsons）于1994年在柬埔寨的村庄和寺庙中录制。在所有高棉古典音乐中，最受欢迎的音乐风格是mahori，在古代指“寺庙里的乐师”。与从最早的村落锣鼓演变而来的arek或几个世纪前在宗教场所形成的smot不同，mahori起源于王室宫廷。从佛教寺庙和旅游景点中听到轻柔的叮当声，到黎明时分乡村婚礼帐篷扬声器中经常播放的扭曲CD声，这种早于吴哥时代、更为高雅的音乐至今仍渗透在柬埔寨人的生活中。在法国将柬埔寨列为保护国之前，法国的盟友西班牙曾派遣菲律宾士兵，从殖民地出发，与法西联军一同参与了远征。这件事发生在1859年，战争的目标是“南圻”（Cochinchina），现在属于越南。据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一世（King Norodom I）非常尊敬这些菲律宾士兵，以至于许多士兵在服役结束后选择继续为他效力，成为柬埔寨宫廷的卫兵。十三年后，诺罗敦一世国王对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在那里，礼炮、烟花、舞会和乐队为他奏响小夜曲，演奏的曲目既包括西班牙和菲律宾的军乐，也有本土音乐。诺罗敦不仅深爱这个国家，还爱上了一位名叫约瑟法·“佩皮塔”·罗萨斯·伊·马尼奥（Josefa “Pepita” Roxas y Manio）的菲籍西裔年轻女子。约瑟法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据说她拒绝了诺罗敦的求婚，理由是她忠于上帝。当国王登上返回柬埔寨的船只时，一群菲律宾音乐家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根据作家卢西亚诺·P·R·圣地亚哥（Luciano P. R. Santiago）的详细描述，人们希望这些乐师们“能够用他加禄语的情歌“昆弟曼”（kundimans，菲律宾的一种伤感情歌形式）来安慰他，唤起他对治愈心灵的佩皮塔的记忆”。这些乐师被安排在他金边宫殿的芦苇和铜管乐队中，他们的音乐在他的宫殿中回荡。留声机唱片和78转唱片问世了。1898年至1946年间，菲律宾被从西班牙人手中移交给美国统治，将狐步舞等美国舞蹈以及布鲁斯、爵士和拉丁等音乐流派带入马尼拉的军事大型铜管乐队和酒吧。菲律宾教师将单簧管、小号、长号和萨克斯风带过中国南海，他们在柬埔寨殖民时代的影响如此之大。时至今日，柬埔寨人仍经常提起他们在柬埔寨音乐史上的地位。他们甚至将这种音乐归入自己的流派，称之为“马尼拉音乐”（pleng Manil）。这些音乐家加入了悠久的宫廷音乐传统，历史可以追溯到6世纪和最早的孟高棉土著乐团。然而，菲律宾人并不是第一个受到外来影响的群体。外来影响主要来自柬埔寨的陆地邻国，包括泰国、越南和老挝，以及更远的地方，如中国和印度。由于贸易、战争和土地侵占，曾经组成高棉帝国的柬埔寨、泰国、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之间共享着许多古典和民间乐器。这些乐器包括老挝苗族的芦笙和越南沿海占族人的号角。此外，柬埔寨和泰国至今都有piphat和mahori的音乐形式。然而，在腊塔纳基里高地（Ratanakiri）和蒙多基里低地（Mondulkiri），柬埔寨的民间音乐仍然保持着纯正。那里的部落依然使用自己的鼓点，用拳头敲打几面铜锣，演奏着当地特有的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gungteng。2003年，“崇高频率”（Sublime Frequencies）唱片公司的合伙人劳伦特·让诺（Laurent Jeanneau）开始进行为期三年的田野录音，并以《柬埔寨东北部少数民族音乐》（Ethnic Minority Music of Northeast Cambodia）为题发行。劳伦特捕捉到的原始、桀骜不驯的瞬间为外界敞开了该地区的音乐之门，使柬埔寨的民族音乐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呈现。这里的音乐音调比越南民族更低，节奏比泰国和老挝的民族更加柔和缓慢。他们的歌声轻松、恍惚、催眠。歌手们根植于万物有灵论，向森林精灵祈求降雨、狩猎成功、和平与安宁。但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认识到的传统高棉音乐——宫廷管弦乐团（包括pinpeat和mahori，以嗡嗡作响的木琴和叮当作响的锣为主）是在吴哥王朝的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当时宫廷管弦乐团达到了顶峰，有五十支乐队，长琵琶和笛的两个声部就有上百名演奏者。在15世纪高棉帝国灭亡后，宫廷管弦乐队衰落了，但他们的光荣遗产保留下来，蚀刻在浅浮雕上，记录在祖先的柬埔寨书籍中。到19世纪，管弦乐队重新建立起来。一个世纪过去后，宫殿成为许多柬埔寨20世纪60年代明星的崇高仪式。在那里，他们掌握每一种受人尊敬的音乐形式，从古典高棉到爵士乐再到拉丁音乐。他们敲着皇家芭蕾舞团的木琴琴键，用mahori乐团锣鼓欢迎外国政要。一个由33名演奏者组成的后殖民时期游行乐队在一年一度的泼水节上做表演。在皇室婚礼上演奏柬埔寨最古老的乐器（一种被称为kse diev的葫芦和弓组合而成的乐器），在皇室晚宴舞会上演奏手风琴，音乐学生们接触到各种音乐风格和乐器，这不仅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柬埔寨都有很大的影响。在金边，音乐把狂欢者召集到舞厅；在乡村，乐队在村庄广场上游行；在柬埔寨的录音室里，由椰子壳制成的柬埔寨传统提琴(称为tro)为单簧管伴奏。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弗雷斯特（Alain Forest）将1863年至1953年期间的法国保护国生活描述为“没有痛苦”，但许多柬埔寨人并不同意。柬埔寨首先成为南越法国和暹罗英国（即现在的泰国）之间的缓冲区。然而，法国却在开发柬埔寨的自然资源方面迅速行动，特别是橡胶和大米资源。法国设立了自己的统治阶级，并将柬埔寨经济与法国整合，但他们对于改善柬埔寨人民生活条件所做的努力相对较少，却对柬埔寨人征收沉重的税负。有句藏语谚语说：“没有教育的孩子就像没有翅膀的鸟。”法国人在柬埔寨修建了道路，却没有投资教育。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对被压迫者的控制，维持生产，使广大农民愚昧无知。相反，法国人刺激了金边柬埔寨统治阶级的自尊，悄悄告诉他们，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上优于越南、泰国和中国等邻国和民族，点燃了高棉民族主义和效忠新朋友法国人的意识。因此，尽管柬埔寨被法国占领，但大部分文化、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仍然保持不变。首都有一些面向柬埔寨资产阶级的法文学校，他们的“法国气质”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形成——从柬埔寨采用的中学制度中的小学教育，到法国大学的高等教育。这体现在他们的举止、态度和礼仪中。对于西哈努克来说，这一特点贯穿了他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法国人在高棉语词典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例如，pan指面包（源自法语pain），onglee指英语（源自Anglaise）。他们在柬埔寨美食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比如红咖喱配面包（而不是米饭），流行菜肴lok lak（一种黑胡椒牛肉）是柬埔寨人对法国菜红酒炖牛肉的改良。在保护国时期，街道指示牌用法语，女性开始化妆，男性穿扣子衬衫。新的罗马天主教教堂礼拜由来自宫廷钢琴师伴奏。20世纪30年代，柬埔寨散文小说pralomlok兴起。甚至连pralomlok这个词的字面翻译（“为诱惑人心而写的故事”）也散发着法国式的魅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柬埔寨年轻的资产阶级对法国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在《我们的城市》（Nagara Vatta）等地下出版物的帮助下日益高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柬埔寨，法国从日本手中夺回柬埔寨边境后，制定了一项庞大的青年团计划，不仅鼓励柬埔寨人本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热爱法国。不幸的是，法国人的计划适得其反，共产主义宣传手册、佛教僧侣和民族主义叛乱分子渗透到这些团体中，重新唤起了柬埔寨人对自己国家、佛教僧团和柬埔寨民众君主制的民族主义情感。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流亡和叛乱的高棉人在曼谷成立了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棉自由民族统一战线（Khmer Issarak）。随即，这种情绪得到了加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泰国的支持下，该运动中的游击战士派别不断壮大，目标是使高棉从法国人手中获得独立，而随着战争的深入，法国人的力量日益削弱。1941年5月3日，西哈努克亲王加冕为柬埔寨国王。这位年轻的国王是一位神秘而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民族主义者和法国人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并巧妙地将其引向独立。1946年，柬埔寨获得自治权。1949年，保护国被废除。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正式独立。虽然君主制的权力和特权从法国手中收回并得以恢复，但这对这位31岁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他刚刚从政治胜利中走出来，就对政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5年，西哈努克国王让位给父亲苏拉玛烈（Suramarit），并在一个月后组建了自己的中间偏右政党人民社会同盟。该党的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民粹主义专制者，该党虽然名为政党，却只是一个民主的伪命题。但总的来说，柬埔寨人的生活在该党治下得到了显著改善。柬埔寨摆脱了外国占领和战争，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现代化校舍、大学和教师培训中心、工厂和工作岗位不断增加。国家对企业进行投资，随后对商品进行管制，打破了中国商人的垄断。国家合作社实施了自己的信贷计划，取代了高利贷。普通村民的日子好过多了。人民社会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柬埔寨的工业基础设施，并成功地将许多服务业国有化，包括银行、保险和外贸。在西哈努克的新柬埔寨，到法国接受培训成了任何想找一份好工作的人的必经之路。当权者的子女被送往法国大学攻读学位。政府工作人员在法国参加培训课程，而他们回来时都带着厚厚的78转唱片和留声机。传统的高棉音乐、军乐、摇摆爵士乐和外国表演者在留声机唱针下焕发出勃勃生机，将东西方、新旧思想和影响混合在一起，带进了柬埔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家中。夏尔·阿兹纳武尔（Charles Aznavour）、艾迪特·皮雅芙（Édith Piaf）、乔治·巴桑（georges brassens）和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等法国歌手深受资产阶级和王室成员的喜爱，其中包括西哈努克的他母亲西索瓦·哥沙曼（Sisowath Kossamak），她是高棉舞蹈的守护神，也是这些歌手的崇拜者。除了王室和政治职责外，西哈努克还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演员和电影导演，他热衷于支持创意艺术和庆祝柬埔寨古老佛教遗产和新兴电影业的节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柬埔寨的建筑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金边和柬埔寨其他城市的快速城市化，随着艺术和文化的发展，这个时代被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柬埔寨吴哥辉煌时代的第二春。随着柬埔寨首都逐渐成为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西哈努克鼓励民族自豪感、对柬埔寨深厚文化根基的崇敬和尊重，同时也为国家的变革定位。他希望表明柬埔寨已准备好与西方国家一起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艺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完美载体。1958年底，也就是第一家国营广播电台成立十一年后，西哈努克为中国总理周恩来赠送给他的20千瓦中波和15千瓦短波无线电发射机所在的大楼奠基。五个月后，新的国家广播电台——高棉国家广播电台（Radiodiffusion Nationale Khmère，简称RNK）首次试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便携式收音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广播电台相继成立，无线电波也越来越强。当地居民、自行车车夫和路人不再需要挤在一起通过街角的大喇叭收听广播。就在资产阶级关闭留声机收听广播公告和演出的同时，普通柬埔寨人现在也可以在自己家中舒适地收听这些节目，柬埔寨很快成为东南亚人均收音机数量最多的国家。随着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升级，柬埔寨人可以收听到美国之音（VOA）或越南武装部队网络（AFVN）等美国军事广播节目。外国音乐不再是富有的柬埔寨唱片收藏家的商品，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热门音乐充斥着电波，这些音乐包括巴比·贝尔（Bobby Bare）的《底特律》（Detroit City）、动物乐园（The Animals）的《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的《紫雾》（Purple Haze）等等。与此同时，预先录制的柬埔寨歌曲终于可以在大众之间传播了，这些音乐包括柬埔寨男歌手辛·西萨姆（Sinn Sisamouth）早期在香港录制的歌曲，或复古女歌手毛·萨雷（Mao Sareth）忧郁的“嘟·喔普”（Doo-wop）民谣。高棉国家广播电台高度政治化的广播并不是西哈努克唯一的发声渠道。各省的工人阶级崇拜他，他们的“神王”花了大量时间培养和维持这种崇拜，带领他的军乐队在农村巡回演出，演奏歌曲，庆祝他们的城镇和他自己的政党人民社会同盟。无论是在新建筑的开发上破土动工，还是在偏远的水井工程上剪彩，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都会带着“青年乐队”（Yothea Phirum）吹响他们的铜管号角。Sonic Sing（属于进出口行业）和SKD（属于酒精和酿酒行业）等行业乐队聘请了金边一些最优秀的音乐家，这些音乐家由音乐大师精心挑选，以代表他们的行业并展示他们的行业力量和受欢迎程度。这些乐团为工人和外国政要表演节目。“警察乐队”（Dontrey Phirum）和“高棉国家广播电台乐队”（有时被称为Kosnaka）在Veal Preah Man公园为几千名平民举行仪式，这里曾经是柬埔寨国家博物馆前修剪整齐的草地，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柬埔寨的大型乐队、传统宫廷管弦乐队和广播明星都加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的行列，成为一个文化培养皿，音乐家们在这里诞生和繁衍。在皇室和前面提到的“高棉国家广播电台乐队”的监督下，在这个全球音乐影响的大熔炉里，一位来自柬埔寨东北的年轻歌手成为了明星。他最终成为柬埔寨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歌手。据估计，这位多产的词曲作者在不到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创作了一千到四千首歌曲，他的旧专辑几乎涵盖了所有音乐流派。他是一只变色龙，可以掌握任何风格，从民谣到伦巴再到恰恰，还有一种名为romvong的民间高棉圆圈舞和迷幻摇滚。这位歌手就是辛·西萨姆。直到今天，从马德望（Battambang）的农村到金边的国际学校，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辛·西萨姆的音乐。他是业内一位受人爱戴、受人尊敬的绅士。女人热爱他，男人想成为他。流行艺术家来来去去，但没有一个人如此厉害，不仅顺应潮流，而且还引领潮流。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占领着无线电波。在人民社会同盟时代的黎明，柬埔寨第一支吉他乐队Baksey Cham Krong加入了崛起的队伍。1961年12月，西德尼·富里（Sidney Furie）的英国音乐剧《年轻人》（The Young Ones）问世。这部由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主演的电影帮助理查德和他的伴奏“影子”乐队在全球名声鹊起。同年秋天，汉克·马文（Hank Marvin）和他的乐队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巡回演出，在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掀起了摇滚乐队的热潮。泰国甚至以乐队的名字命名了整个运动。Baksey Cham Krong是“影子”乐队的忠实粉丝，这种影响激发该乐队从以手风琴为主导的民间兼法国卡巴莱歌舞表演（cabaret）的乐队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冲浪摇滚乐队。这支乐队开创了摇滚界，也开创了后来被称为“yé-yé”的团体的事业。这个词是柬埔寨人从法国人那里借来的，他们最初是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早期的摇滚乐队。这个词模仿了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乐队，比如披头士（披头士歌词“yeah yeah”的音译）。“影子”乐队或许是一场运动的催化剂，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给柬埔寨男孩带来青春期快感的欧洲乐队。作为法国保护国的遗迹，在20世纪60年代的资产阶级父母中，让孩子在法国接受教育仍然是一种时尚。这些青少年会带着法国的约翰尼·阿利代（Johnny Hallyday）、西尔维·瓦尔坦（Sylvie Vartan）、蒂诺·罗西（Tino Rossi）和理查德·安东尼（Richard Anthony）、美国的帕特·布恩（Pat Boone）、投机者乐团（the Ventures）和特里尼·洛佩兹（Trini Lopez）、加拿大的保罗·安卡（Paul Anka）以及英国的披头士乐队的最新热门歌曲从寄宿学校或大学回家。其中一位旅行者带回了一张查比·切克的唱片。这一举动是转折点，他在Kbal Thnal夜总会的珠帘前迅速成为明星，震撼了整个行业，打破了传统舞池的圆圈结构，把摇滚乐推上了舞台。宗卡（Chum Kem）是柬埔寨摇滚教父，1962年凭借热门歌曲《柬埔寨螺旋》（Kampuchea Twist）一举成名。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致编辑的信”充斥着保守派对宗卡低俗的厌恶评论，而乐观的同情者和青少年则为宗卡和他的音乐带来的解放而欢欣鼓舞。这个时代的音乐产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数量，但离不开勤奋的柬埔寨人。20世纪60年代，金边市中心到处都是像wath -Phnom、Chan Chaya、Tep Niminth、Kampuchea Thas、Sakura、Samleng Thas Hors和Lac Sea这样的唱片公司，它们制作高棉语、英语和中文歌曲，在市中心有自己的黑胶唱片厂，生意兴隆。辛·西萨姆这样的音乐人开始了他在金边电台现场录音的职业生涯，后来在香港录制，创作和压制他的单曲，直到柬埔寨自己的压制工厂到来，将大部分生产转移到首都。金边唱片公司、录音室的发展，以及工厂的增加，为柬埔寨平方英里的音乐产业带来了更丰厚的利润，但黑胶唱片的价格仍然超出了许多年轻乐迷的承受能力，而且在热带的高温下，它很容易弯曲。1971年，柬埔寨黑胶唱片被一种更便宜的格式所取代——小型卡带。每个唱片公司都有一台磁带机，新技术在东方的发展速度比在西方快得多。由于价格低廉，当时的音乐商店和柬埔寨青少年的家中很快就堆满了盒式磁带。这些音乐商店分布在市中心老旧市场和中心市场周围的林荫大道上的电影院旁边。它们的保留位置排列着豪华汽车的经典剪影，剪影投射在路过的三轮车夫的影子上。这些付费车夫零星地点缀在鲜花盛开的林荫大道上，收取车费，然后穿过城市，懒洋洋地经过喷泉、殖民时期的豪宅和现代主义建筑，穿越这个宽敞而干净的首都，准备建立自己的独立未来。到了晚上，音乐商店和电影院发出巨大的噪音，为青少年们的天堂般的游乐场提供音乐。他们排队观看最新的电影，并在货架上仔细寻找最新的摇滚、恰恰和曼波。直到今天，沿着金边林荫大道的中央保留区，这种热闹仍然存在，时髦的年轻人聚集在霓虹灯下。音乐震耳欲聋，摩托车在温暖的夜晚呼啸而过。上世纪50年代，柬埔寨从法国统治下获得独立，金边的现场音乐舞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晚餐俱乐部接待了高棉资产阶级、外国记者、政要和一两个电影制片人，他们闪烁的灯光映照在贫穷码头梦想家的眼中。据称，西哈努克担心外国政要在柬埔寨会感到无聊，在1955年成为国家元首后不久，他就下令建造了国营夜总会Magetat。在温暖的蝉鸣之夜，Magetat挤满了友人和恋人，音乐家们在胭脂丝绸幕布前表演，顾客们穿过红白相间的主题餐厅，在镶木地板的舞池上跺着脚。军人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起跳舞，女孩们带着披头士式的崇拜注视着摇滚乐队，他们每隔四十五分钟就会有一个完整的铜管乐队交替演奏。Magetat帮助了许多著名音乐家开启并维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包括摇滚乐队Apsara和Bayon的成员，以及“柬埔寨自己的艾迪特·皮雅芙”怀密（Huoy Meas）等女歌手。身为高棉国家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播音员，歌手兼国宝级人物怀密很早就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崭露头角。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民权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来到了西方，全球许多国家都在改写20世纪50年代的公约。在柬埔寨，一些受过教育的妇女在政府和经济中获得了职位，并且鼓励来自统治阶级的妇女对文化和艺术产生兴趣。在镜头前，在唱片的凹槽上，性别歧视的浪潮正在转变。艺术为柬埔寨妇女铺平了改变的道路。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她们被动而又反抗地歌唱爱情和性，即使她们的歌通常是由男人写的。甚至，西哈努克最喜欢的民谣歌手Sieng Dy和So Savoeun都赞同柬埔寨的“女性行为准则”（chbab srey）。这是一首诗歌形式的法典，毫无疑问是它来自19世纪的一个男人，它提倡柬埔寨女性要有“安静、和谐、得体的行为”。从外表上看，Dy和Savoeun对她们歌曲中的男性态度是顺从、恭顺的，她们的舞台表现力很稳定，她们的歌词充满了纯真、渴望和心痛。Dy和Savoeun的前辈、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女歌手——比如Chhuon Malay和毛·萨雷也遵守着同样的准则。柬埔寨舞池出现了扭摆身体的舞曲，这些女歌手放松了髋关节。他们是在传统的柬埔寨社交舞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类舞蹈包括saravan（一种流行的双人舞，用手臂模仿飞翔的鸟儿）、chok krapeus（一种手部动作流畅的排舞）和流行的圆圈舞romvong、rom kbach和rom lam leav。从这时起，歌手们原本可以轻松切换到麦迪逊舞（Madison，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一种流行舞）那种准确、整齐、编排有序的舞蹈动作。然而，这种变化涉及到女性身体的某些方面。自公元1世纪的扶南（Funan）帝国以来，女性身体一直被传统裙子紧紧包裹，这种裙子被称为sampot。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迷你裙开始流行，像Sieng Dy的妹妹Sieng Vanthy这样的歌手，穿上了她最好的戈戈舞靴（go-go boots），在金边的舞池里扭动着臀部。但是，在柬埔寨音乐界，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宾兰（Pen Ran）那样代表60年代的解放。她标志性的后梳波波头、轻浮的姿势、紧身的服装和时髦的动作，将战后的乐趣和性革命注入到她的舞台和声乐表演中。这位出身卑微的北方女孩改变了一切，并在她的摇滚和戈戈舞曲的歌词中注入了大量的讽刺和智慧。她常常充满讽刺和机智，用女权主义色彩挑战男性主导的行业，挥舞着青春、自由和独立的旗杆，歌曲的标题是“太晚了，老人”和“我是少女，不是寡妇”。她不怕尝试不同的风格，她的曲目跨越了迷幻、波列罗舞曲（bolero），斯卡（ska，牙买加的一种流行音乐），古巴音乐甚至灵魂乐，她那母狮般的声音和态度为她赢得了“我们柬埔寨灵魂歌手”的称号。宾兰的男搭档是Liev Tuk。这位摇滚明星深受威尔逊·皮克特（Wilson Pickett）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起点，以充满活力的现场表演、盘起的头发和尖锐的歌喉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天地。西方音乐对他的影响延伸到了他的一些翻唱作品中，包括对Booker T. & the MG乐队的Hip Hug-Her的粗犷翻唱，以及对Addrisi Brothers的Never My Love的深情细腻的翻唱。宾兰和Liev Tuk将主流音乐推向了极致。尽管宾兰名利双收，她却从未成为“金嗓子女王”（Reach Ni Saamleng Rei Measa Kandoeng，西哈努克授予的头衔）。她的马德望同乡、一位名叫罗·斯雷索贴（Ros Serey Sothea）的歌手获得了这一殊荣，并赢得全国人民的心——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同年，Never My Love发行，辛·西萨姆说服19岁的罗·斯雷索贴搬到了金边。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对组合为柬埔寨带来了马文·盖伊（Marvin Gaye）和塔米·特雷尔（Tammi Terrell）那种美国摩城唱片（Motown）的风格。他们的浪漫二重唱是如此有力和多产，以至于许多人都相信他们经常唱出的爱情是真实的。他们是柬埔寨摇滚和流行音乐的天王和天后。罗·斯雷索贴内敛、说话轻声细语，乡村女孩的舞台形象与她的竞争对手宾兰相比毫不逊色。罗·斯雷索贴是浪漫的“女一号”，宾兰则是假小子。她们曾在一起学习，并在同一个专业中大放异彩，但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与她曾经的同窗不同，罗·斯雷索贴的蜂窝发型通常与不太挑逗的服装搭配在一起（如直筒连衣裙和扣到脖子的衬衫），她欢快、自由的旋律往往与她悲惨、痴情的歌词格格不入。从传统民谣到拉丁节奏，再到迷幻乐和车库摇滚（比如她的成名曲《我十六岁》，宾兰以《我三十一》作为讽刺性的回应）。她的作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多产。1970年，罗·斯雷索贴的明星地位不断上升，知识分子和西哈努克内阁成员中的反西哈努克情绪长期以来不断高涨。国家元首越来越重视艺术。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制作、导演和编剧了九部自己的故事片，并录制了许多歌曲。这些都让舆论对这位曾经深受欢迎的领导人产生了反感。西哈努克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自由高棉”（Khmer Serei，他们指责西哈努克同情共产主义）和任何胆敢抹黑或诋毁他好名声的人都采取了个人报复行动，在他的内阁看来，这种报复行动在政治上不计后果，而且耗费时间。一些政府成员秘密联合起来，忙于准备推翻西哈努克和他的人民社会同盟。1970年3月18日，西哈努克正在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亲王的表弟、西索瓦王室成员施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和首相朗诺（Lon Nol）将军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将西哈努克赶下了台，并在他的位置上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右翼军政府。新政权的政治倾向及其与美国的联系（当时美国正与北越交战）结束了柬埔寨的中立地位，使柬埔寨陷入了近五年的战争。高棉共和国的军队遭到了北越军队和柬埔寨共产党的四面夹击。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波尔布特（Pol Pot）领导的“红色高棉”（Red Khmers）一直在柬埔寨农村赢得农民的支持。当农民因为人民社会同盟的重税而遭受贫困和饥饿，在美军空袭中失去庄稼、土地或家园（美军空袭的目标是藏匿在柬埔寨丛林中的疑似越南人民军和越共士兵），“红色高棉”恨不得端着饭碗出现在弹坑旁，随时准备安慰和劝说心急如焚的小农。他们为政府和军队的腐败、地主的贪婪和外国的剥削煽风点火，动摇脆弱乡亲们的立场。农村的生活与金边舞池里的电影明星和名流、城市演讲厅里辩论的知识分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远处看，金边似乎几乎不受战乱、贫穷和困苦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在撕裂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被反帝的“红色高棉”视为帝国主义的首都居民被加入了他们的敌人行列。由于他们的王室拥护者流亡海外，朗诺新政权统治下的金边音乐家们面临着一个抉择——加入我们，继续工作；反抗，不工作。虽然这与西哈努克亲王时期或他之前的法国人所做的并无不同，但许多保皇党人和西哈努克的忠实拥护者还是抵制了新政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辛·西萨姆是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位之一，他的妻子称他失业长达一年之久。国王乐团的成员被送去接受了一个月的“再教育”，其他地方的音乐家也被鼓励穿上军装参加公开演出，嬉皮士和摇滚乐手则被迫剪掉了长发。他们更少唱爱情歌曲，开始歌唱民族主义革命和批评君主制。20世纪70年代，新人辈出。民谣和重金属摇滚随着约·奥拉朗（Yol Aularong）、Pou Vannary、Drakkar乐队等先驱者以及后来者来到柬埔寨。没有哪支乐队能比Drakkar乐队更好地诠释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摇滚乐。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开拓者，他们的音乐受到了更硬朗、更美国化的摇滚乐的影响，这要归功于他们从美国军事广播中模仿的声音，以及他们自己在饱受战争蹂躏的越南为部队演出的前线经历。他们在金边的巡回演出充满传奇色彩。他们的鼓手Ouk Sam Ath经常与人针锋相对，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他不穿上衣的样子嘲弄了战后的当权者。主唱Touch Tana则与观众和演唱会上的其他乐队大打出手。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yé-yé”的后继者。在当时以个人音乐家为主的行业中，他们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与他们最接近的音乐人是约·奥拉朗，他的创作灵感来自滚石乐队和法国民谣歌手、车库摇滚歌手安托万（Antoine，Pierre Antoine Muraccioli）。他的滑稽表演可与伊基·波普（Iggy Pop）相媲美，他的歌曲往往充满幽默和社会评论。他用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的热门歌曲来反抗年轻时的资产阶级体制。他的翻唱Yuvajon Kouge Jet是朋克圣歌Gloria的迷幻版。他的裂音吉他经常与哈蒙德电子琴碰撞，点燃了戈戈舞者的热情。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穿着紧身裤，摇摇晃晃地在麦克风前走来走去，弹奏出沉重的车库吉他旋律和滑稽的歌词，观众们听得如痴如醉，在舞池中尽情狂欢。民谣女歌手Pou Vannary也是美国音乐的粉丝，天生擅长模仿英美口音，这在朗诺政权时期是允许的，但在人民社会同盟政府时期却被视为青年反抗的一种形式，被禁止在广播中播放。作为柬埔寨嬉皮士的鼻祖，Pou Vannary是第一位在舞台上弹吉他的柬埔寨女性。她以缠绵的歌声和轻摇滚的翻唱歌曲而闻名，这使她在1969年一举成名。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她一直在为柬埔寨军队表演，担任军乐队主唱，以此来补充她的唱片事业。1969年3月至1970年5月，随着邻国越南战争的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下令开展“菜单行动”（Operation Menu），对“胡志明小道”（Ho Chi Minh trail）周边地区进行了一场世界末日式的轰炸，目的是摧毁越共从北越向南越运送武器和食品的路线，以及他们在胡志明小道沿线的庇护所和基地。随后不久，“自由协议行动”（Operation Freedom Deal）将战网撒得更大，至少半个柬埔寨被轰炸。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1973年。关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向柬埔寨投掷炸药的确切吨数，各种报道不一，但在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解密军事档案后，历史学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和泰勒·欧文（Taylor Owen）发现，这个数字远远超过200万吨，比英国及其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投掷的炸药还要多。美国入侵“中立”的柬埔寨助长了“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农村地区的宣传，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和广泛抗议。在1970年4月20日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尼克松总统强调要继续撤军越南，并坚持认为入侵柬埔寨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这使他再调回十五万人。据估计，在越战期间被美国炸弹炸死的柬埔寨人数量也有这么多。显然，对美国政府来说，美国士兵的生命远比柬埔寨平民的生命更有价值。随着“红色高棉”宣传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支3000人的军队在1970年至1973年间又招募了约37000名新兵，并控制了柬埔寨的大片土地。北越军队在1970年夏天入侵柬埔寨，试图保护他们在柬埔寨东部边境建立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是他们越南战争成功的关键。与此同时，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柬埔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北越的侵略以及邻国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和美国的轰炸。在此之前的1970年春天，柬埔寨军民屠杀了数百名越南移民，并将他们的尸体顺着湄公河运回柬埔寨，以此向越南传递信息。那年夏天，朗诺领导的美国支持的高棉共和国军与“红色高棉”之间正式建立了敌我关系，从而引发了政府与“红色高棉”叛乱分子之间的内战。“红色高棉”迅速扩大地盘，到1972年，除了连接金边和西北地区的陆路、矿业重镇拜林和泰国湾周边的港口外，“红色高棉”的领土已扩展到其他地方。次年，只有这些港口、西北部的丛林、拜林以及金边、马德望、磅通（Kampong Thom）、磅清扬（Kampong Chhnang）、磅湛（Kampong Cham）和暹粒（Siem Reap）等几个城市和机场还在高棉共和国手中。朗诺的高棉共和国政府腐败不堪、组织涣散，军队基本上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军饷，而且连续数月寡不敌众。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战士都是训练有素的激进分子，精通游击战。他们的领导层是一个自封的“兄弟会”，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与许多共产主义政权不同，红色高棉一开始就缺乏像中国或苏联那样的偶像级人物。许多柬埔寨人都不知道他们的领袖是谁，直到政权的最后一年，一个名叫“波尔布特”的人出现了。在此之前，波尔布特和他的高级官员兄弟会被统称为“组织”（高棉语Angkar）。20世纪50年代初，“红色高棉”的创始成员由农民、反殖民主义的“高棉自由民族统一战线”、在越南创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ICP）以及在国外旅行或学习时被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吸引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后者将世界各地的农民视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奴隶。他们相信，运用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革命理论将带来柬埔寨的独立，并最终拯救柬埔寨。该组织开始对村庄进行集体化，强迫拒绝加入政权的同胞、妇女和儿童从事奴隶劳动。内战又持续了两年，死亡率直线上升。据估计，在长达五年的内战中，共有多达三十万柬埔寨人丧生。与此同时，由于金边的战事日益逼近市区，当时的唱片巨星（比如Pou Vannary、约·奥拉朗和Drakkar乐队）仍在以某种方式继续为70年代的柬埔寨录制音乐，他们比同时代的一些人过得更好，因为他们的收入更多依靠夜总会而不是巡回演出。1973至1974年间，政府严厉打击所有娱乐场所，威胁要关闭城市的电影院和夜总会。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内战，以及“红色高棉”向夜总会和电影院投掷手榴弹的做法，建筑物需要被保护，因为在这些建筑物中，大批平民基本上都是手无寸铁的“活靶子”。电影业认为，政府应从增加的军费开支中获益，因为军费开支取代了对本地电影制作的税收减免，而由于战争，本地电影制作现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电影业的顶梁柱们进一步辩称，关闭电影院将结束社会生活，从而向“红色高棉”屈服。夜总会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但它们继续临时开门和关门，直到金边沦陷前的最后几天，夜总会的老板们终于给自己上了锁。一些艺术家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一些艺术家得到了去泰国工作的机会（比如辛·西萨姆）。有些人则去了拜林（Pailin）的俱乐部工作，那里有重兵把守柬埔寨的珠宝矿。不用说，这是许多柬埔寨音乐家职业生涯终结的开始。随着美军从越南战争中撤出，美国也撤走了对高棉共和国军队的资助，柬埔寨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和分裂。领导人朗诺将军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和柬埔寨人视为傀儡，他变得更加依赖佛教神秘主义者的建议。他已经失去理智，据说他命令军用直升机在金边市周围撒下一圈圣沙，以防止红色高棉部队靠近。到1975年初，红色高棉共和国的一个个排从其军事基地和城市周围仅存的据点倒下或撤退。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入侵首都，推翻了朗诺政权。他们带来了极端形式的农业生活的乌托邦梦想，一个高棉人平等、同吃同住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改写历史、回归原点的社会。任何抵制他们生活方式的人（非高棉人，或被发现赞成帝国主义、现代主义、精英主义和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军队在接管后数小时内就开始围捕该市的两百万居民，让他们撤离，并散布谎言说美国人来轰炸该市。平民们被告知，他们只会撤离到离城两三公里的地方，几天后就会返回。然而，美国人的炸弹并没有来，平民们走了好几天，有些甚至走了几个星期，才来到强制劳动营。在接下来的三年八个月零二十天里，许多人被迫结婚或面临饥饿、疾病和死亡。家庭支离破碎，儿童被政权洗脑并武装起来。男人、妇女和儿童被迫杀害自己的同胞，这就是柬埔寨的自相残杀。在疏散的城市里，银行被炸毁，金边医院的两万名病人被赶出医院，踉踉跄跄地爬向农村，老人和婴儿并肩而行。许多人在途中死亡或挨饿，还有更多的人死于有计划的清洗以及难以想象的残酷和暴力，因为“红色高棉”的愿景自相残杀。政权剥夺了中上层阶级的地位，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外省的下层阶级掌握着领导权和权力，大都市的中上层阶级则收割稻谷、修建水坝。“红色高棉”相信一句古老的高棉谚语：“有了水就有了江河，有了米就有了军队。”但收成歉收，耕种的不再是传统的农民阶层，而是未经培训的前会计和店主，地区和区域领导人（前农民和士兵）迫于完成大米配额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偏执。他们拒绝所有外部援助，转而开始大肆搜捕“内部敌人”，下令进行大范围处决，并填埋被称为“杀人场”的万人坑。据估计，在这短短几年中，约有17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20%）死于疾病、疲惫、谋杀和饥饿。在红色高棉的民主柬埔寨统治下，艺术家因受到帝国主义和西方的影响而成为攻击目标，被认可的艺术家则被残忍杀害。【延伸阅读】